在李成桂作为“忠义伯”的伯爵府邸深处,书房内灯火通明。

李成桂端坐在主位上,眉头紧锁,双手拿着那封来自大明的国书,他的两位重要盟友,郑道传和赵浚都在书房里。

此时的李成桂,被高丽恭让王册封为“奋忠定难匡复燮理佐命功臣”,封忠义伯食邑一千户,而且作为门下侍中还兼任着三军都总制使,是高丽国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顶级权臣,真正意义上的一人之下。

不过李成桂并非没有对手,实际上,在他的利益联盟内部,也就是高丽军队少壮派将领与新兴士大夫的利益联盟,已经开始出现明显分裂迹象,此时李成桂已与郑道传、赵浚、尹绍宗这一众新兴士大夫紧密联手,逐渐抛开了同为新兴士大夫的郑梦周一党,在庙堂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信奉程朱理学的新兴士大夫,大多出身中小地主或普通农民家庭,他们的主要政治立场是废除私田,但他们既然打着私田改革的旗号,那就必然触动了原本拥有大量私田的文官的利益.这项改革旨在削弱高丽传统大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力,加强新兴士大夫阶层的经济基础,这项改革触及了世家大族的根本利益,所以每次提出都会引发高丽国内政坛的剧烈震动。

嗯,现在激烈的庙堂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其根源在于元朝干涉期时,高丽虽然从近似于华夏五代十国的武人政治中恢复过来,但固有的社会秩序已被摧毁殆尽,世家大族倚仗元朝进行着疯狂的兼并和掠夺,私有农庄遍布高丽全境,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也争权夺利,王位更迭频繁,而当年恭愍王摆脱元朝统治后设立田民辨正都监,欲整饬当时非常严重的土地兼并和奴婢掠夺的问题,然而却被红巾军、元军的接连入侵所打断。

而在李成桂的利益联盟外部,以李穑为首的众多官员坚决维护高丽王朝的传统政治经济秩序,也就是基于私田制形成的世家大族治国体制,而这些人同样对李成桂集团的篡国阴谋深感忧虑,他们很清楚一旦李成桂得逞,重新回到蒙古人入侵以前武人当国的状态,不仅高丽王朝将不复存在,到时候他们的土地肯定都会被李成桂分了犒赏军士,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李成桂集团的改革举措,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其篡位。

因此,在高丽国内,传统大地主出身的文官,是坚定的“保王派”,李成桂现在掌握了实权,但由于王室的支持势力不容小觑,才没有立刻王袍加身。

而李成桂集团凭借其在朝中的势力,其实已经逐步削弱了高丽王室的权力基础,自威化岛回军(约等于高丽版陈桥兵变)后,他就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行动,逐渐架空了王室,而李穑等人则不甘示弱,他们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击,试图挽回颓势,两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总之,李成桂现在还远没有到大局已定的时候。

郑道传首先开口:“大将军,大明皇帝的话虽未指名道姓,但意图已十分明显,他们不会容忍高丽内部的任何动荡,更不会容忍有人挑战大明的权威,我们若是执意行事,恐怕会引来大明的雷霆之怒。”

郑道传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他自幼博览群书,崇尚性理之学,在高丽末年通过科举入仕,作为新兴士大夫的代表人物而与守旧的世家大族对立因此遭到流放,后投靠李成桂,而入如果历史线没有改变的话,他将会成为李氏朝鲜的辅国重臣,实行科田法加强中央集权,大力崇儒排佛,谋求富国强兵,并主导规划新都汉城,是的,汉城就是郑道传规划的,也正是因为他在李氏朝鲜建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故史家称其为“王朝的设计者”,是目前李成桂的头号智囊。

而且,郑道传还是李成桂的头号反对派,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李穑的学生。

如今师生反目,郑道传无论如何都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他这种颇有投降主义谋士色彩的话语,似乎看起来也有些矛盾但要清楚的是,新兴士大夫支持李成桂谋朝篡位,不等于支持李成桂对抗大明。

因为“事大主义”同样是新兴士大夫阶层主张的外交政策,而谁占据华夏谁就是这个“大”,所以以郑梦周为首的新兴士大夫阶层在前些年一直主张断绝与北元的来往,转而向大明朝贡,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面对大明的压力,这些新兴士大夫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劝说李成桂暂时隐忍,而不会完全站在李成桂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过郑道传还是给李成桂留了点面子,他顿了一顿,继续说道:“不过大明皇帝也提到了他们水师之强,这或许是我们的一个机会,若是我们能巧妙利用大海的阻隔,或许能争取到更多时间。”

实际上从陆路进攻高丽,对于明军来说是相对复杂的军事行动,因为高丽北部多是地形极为复杂的群山大江,从中部开始才有大片的平原,高丽人可以依托自己熟悉的有利地势来进行阻击。

然而从海路进攻情况则恰恰相反,高丽海岸线漫长,水师却并不强,嗯,强的话也不会有倭寇之乱了,所以明军可以选择登陆的地点是非常多的。

李成桂也不知道郑道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如果说文人不知兵,说出这种军事上的蠢话其实不奇怪,但郑道传也不像是个蠢人,说这话就有提醒自己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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